执著与超越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现代性论文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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