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经典读后感有感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一本由Michel Foucault著作,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临床医学的诞生》精选点评: ●的确更偏学史而非医学 ●翻译功底欠佳,无论外语和中文都该回头重新学个三年五载,尤其是中文! ●医学开始说一种亲近哲学和科学的语言。打开一个新视界,这里的光线太不同 ●几次读到快要疯掉,读完后感觉对中文的理解力都提高了_(:_」∠)_ ●一种目视,一种死亡诗学 ●14.3.1,当当 ●知识考古学的一个烦人之处就是很多资料其实对于读者而言并没有什么用。福柯“看与被看”的模式依然是此书的落脚点,只是比较混乱离散,没有后期著作好读,此书所论也仅限于西方特定语境,但似乎中医的经验更符合这种模式?现在的问题已经转向医学伦理,但医学恰好是反伦理的。福柯还认为医学经验与抒情经验有一致的地方(空间、语言、死亡),但他一笔带过了。 ●视觉中心主义在医学领域的确立、医学对政治的渗透直至将自身发展为一种治安手段。知识是权力的眼睛。 ●懒得打史实或者查找不清楚的翻译了。总之是词与物的缩小版,以一贯的symptom和sign或者能指和所指的同人文文风,在政治、技术的作用力下详细描写出一个领域底下知识原则的几次重大变化,顺便延伸一点到自我、感官、治理这种问题,更像博士论文。只不过这种知识原则不依赖语言,而是依赖观看,所以其实比词与物更合我胃口(或者说过于合我胃口)。很庆幸没有早一点读它,不然就要想不出proposal来了。但是读着读着还是会想,这可是真的档案堆里爬出来的研究(不是哲学!),我做档案得几十年才能到这个程度啊。总之早期福柯于我就是纯粹的方法论导师和资料库,所以也没有啥废话的必要。 ●以“目视”为核心,通过探讨空间(外部的医学实践与内部的身体解剖)、话语(从表象分析到有限性法则统治下的人获得关于自身的实证知识)与死亡(对于人类学知识与医学知识的价值与意义)在临床医学形成过程中发生的转变,揭示该过程实为知识基本配置在18世纪末发生变化的明显证据之一,暗示着19世纪及其后近二百年来欧洲文化内部一种“尚未澄清的结构”。 故而忽略后来细节上的不少修正,本书实质上是《词与物》的一个逻辑在先的思考,是古代知识型到现代知识型转变的医学例证。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一):杂乱的读后感 文字有些许的晦涩,也就只能粗粗的看过,记录下那些具有启发性的内容,首先本书讲了从原来的“目视”到后来的病理解剖,也就是大致的历程了,这样想来其实中医还停留在临床医学的早期时代,“目视”搭脉,看舌头听病人讲述,然后开药(没有准确的化学结构,也不清楚一种中药是否有未知的毒性,是否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此看来,中医还是很落后的) 1.还有关于疾病使身体变得无序,但疾病的发生又有其基本的秩序 2.时间与空间 3.生命-疾病-死亡 铁三角息息相关 也就大致这几点了,目前来看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不够的,看历史,展望未来,但是疾病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机器科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在我看来医生还是没有办法被机器取代,或者在几千年几万年之后有可能会实现吧。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二):个体实证化之过程 总体来说,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科学知识在人体身上的一种实证知识应用,将个体置于实证科学的目视之下,从而逐渐从有感情的个体到抽离感情的客观实体。从“你怎么不舒服”到“你哪儿不舒服”的转变蕴含了这一过程中的空间、语言的诡谲转变。同时,从分类医学到病理解剖学的转变也是临床医学得以自身科学合法化的过程,这里面蕴含着将解剖尸体投射到了活人的身体疾病诊断中来,从而将死亡从终点变成了有意义的疾病的起点。 所指和能指,被描述与描述、疾病与症状之间的语言联系也在伴随着实证科学话语的进入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将临床医学的经验主义引向与实证主义科学的合谋中来,从而走到最后,就是临床医学成为了将个体视为实体存在的一种科学,而且是用临床医学的目视深入身体的最深处。引用福柯的话就是:"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人既是临床医学目视的主体,也是临床医学目视的客体,或者说,人既是科学观察的主题,也是被观察的客体。 解剖学从而成为临床医学的基础,也在这里得到系统的阐述,但解剖学的发展是临床医学经验主义和实证科学等因素一起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了病理解剖学。 从分类疾病职务学到病理解剖学都是有趣的过程。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三):《临床医学的诞生》:话语转型与现代医学的诞生 无论是流行文化中被暧昧化的词“基情”,还是西方上世纪曾上演的同性恋游行抗议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在或戏谑或充满正义感的语句中,其实都站着一位巨人,米歇尔·福柯,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在有限的一生中,福柯竭力摆脱单一身份的束缚限制,当被笔者这般描述,天堂之中的他,不知作何感想),继萨特之后法国当代又一思想高峰,尽管福柯本人一直不以为然。 不过,相比以存在主义举世闻名的萨特,福柯这位思想家太难定义,任何标签都有以偏概全的危险。光是看福柯研究的对象——性、疯癫、临床医学——就足以使当时的人望而却步,这是因为这些对象处于边缘地位,不在主流世界的观照之内,尽管这些话题如今备受重视。然而,如果仅根据研究对象认为福柯是性学家或医学史家,恐怕又会受到福柯本人的嘲弄,因为他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一例。 从福柯个人的轨迹来看,1954年写下《精神病与人格》(1962年更名为《精神病与心理学》)、1961年交出《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他,于1963年出版《临床医学的诞生》,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注意力放在了“医学经验话语”之上,他发现,“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也即,临床医学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科学’语言”。 在前现代时期,我们对身体和疾病的描述,往往充斥着许多“迷雾”:借助各式各样的隐喻,并往往以形象化的语言呈现。不过,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实证科学愈发具有话语权时。那时,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医学语言,都并非“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是“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充其量是“一种幻想的语言”。福柯要追问的就是,我们如何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话语转变,以及转变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位移”。 现代医学的基础是实证科学,是自诩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然而,在福柯看来,现代医学所仰仗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摒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换言之,现代医学通过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概念和词语,貌似真实地定义了我们的身体,从而获得对身体的言说支配权,出于个体的经验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得不服从。 在阐释的过程中,福柯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素来的批判锋芒,比如“老式医学人道主义”的消退,患者被还原成了一个个有待治愈的器官。但是,他也承认,“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显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受益于此。 这就是福柯!他往往能从司空见惯的实体和组织中找到值得探索的重大议题,从而发掘现代(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往往是塑造、规训现代、理性和文明的敌人,疯癫、非理性。在这里,很难不联系到中医的发展情况。相比西医,中医在今日的世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它是否也能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呢?中医的概念,比如“肝火”、“脾虚”,是否需要并可以转化为更抽象的医学概念呢?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四):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主线索论稿 福柯开篇便说“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这句话直接告诉读者解读文本的三条路径,即空间、语言和死亡。 “空间”表现为医疗对象在疾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医学史上存在着疾病的三次空间化:(1)第一次空间化:临床医学诞生之前,治疗疾病最为重要的是确定疾病的种类。福柯引基利贝尔《医学的无政府状态》“在没有确定疾病的种类之前,绝不要治疗这种疾病。”(p2)疾病被人们抽象出来,事先划归进科、属、种的等级系列,从而形成一幅帮助我们了解和记住疾病的图表。这是一种将患者作为疾病载体,而关注特殊性之上普遍性的目光。所以显而易见,个体被忽视,医学实际是疾病学。福柯的结论也是如此,“通过第一次空间化的作用,分类医学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地位。”(p16)(2)第二次空间化:使疾病与患者本身的躯体发生联系。在图表中标示出来的疾病,在患者的身体中遭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构型的空间。显然,抽象总结出来的疾病种类并不可能原模原样地还原到每一个患此病的患者身上,在观察中,医生发现“在这个任疾病自由流动的人体空间里,疾病会经历各种转移和变形。”(p10)如果不把病症同患者的个体状况联系在一起,又如何对两者进行区分?因此,分类医学逐渐重新关注个人。通过疾病的第二次空间化,“医生和患者被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中。”(p16)(3)第三次空间化:第三次空间化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空间化”,因为在除了患者与医生的二元关系外,还引入了政治、社会等因素,可以说,医学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组成政治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这实际上解释了医院的诞生,而医院作为一个在疾病方面的权力机构,必然导致分类医学的衰亡。“疾病的第三次空间化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医疗问题,而且集中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问题,甚至形成了与前两种空间化相对抗的医疗实践和医疗机构,具有更强的制度功能。”(于奇智《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疾病在完成三次空间化以后和政治产生了联系,并由个人支配变为由权力支配,随之“与文明一样,医院是一个人造的场所。疾病被移植到那里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征。”(p17) “语言”的掌握这在疾病-患者中自然在医生手上,福柯在整理完医院诞生史后,着手开始分析医生的话语体系。分类医学(古典医学)中医生的话语类型是,“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p2,前言)而临床医学(现代医学)中医生的话语类型则是,“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p2,前言)福柯借用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来解释这种转变。在古典分类医学那里。个人病例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所指,抽象的医学知识也就是疾病分类图表是能指。所指需要到能指那里寻找意义,而所指总是大于能指,也就是说看到的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福柯在临床医学中看到了这种缺陷的解决方案,所指和能指完全重合,从而达到可视与可述的一致,也就是把看到的说出来。它通过“医生的目视进入症候和症状场域紧密相连,认识它的建构权利,抹杀它们之间的绝对区分”(p99)来达到,但这不是直接的解决方案,福柯只是把它纳入了一种可理解形式的转换当中,将简单的“可见-可理解”转变为数学模式,即(1)组合的复杂性;(2)相似原理;(3)对频率的感知;(4)确定性程度的计算。(p109-114) “死亡”是在意义层面建构了临床医学的不同。18世纪的分类医学关注的是疾病和生命,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在死亡中疾病也达到了自身的终点。尸体为分类医学划上了句号,死亡发生之时,分类医学的任务也完结了。而对于临床医学而言,死亡恰恰才是开始,福柯以此建构了一个“生命、疾病与死亡”三位一体的模型,死亡成为人类观察自身的一面镜子。医生面对活的人体,只能通过可见的表面来进行诊治,对于人体深处的病变,则无从把握。死亡成为观察病理现象的制高点。通过尸体解剖,疾病被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之下。与分类医学不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认识生命的起点,通过死亡,生命隐匿的黑暗被揭开,于是“死亡具有了一种经验的独特性质和根本价值。”(p64)主要论证到这里其实就结束了,死亡在临床医学上的意义在福柯的论述里仅限于开启了解剖学的大门,但之后福柯所作的,其实是将死亡纳入道德哲学的范畴,加入一些“崇高感”。“正是在对死亡的感知中,个人逃脱了单调而平均化的生命,实现了自我发现;在死亡缓慢的和半隐半现的逼近过程中,沉闷的共性生命最终变成了某种个体性生命。”(p193)在福柯的眼里,死亡被上升到一种哲学高度。疾病也被赋予情感意义。胸部疾病例如肺结核成为相思病的象征,“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p194) 《临床医学的诞生》其中还包括了大量分支论述,如作为医生的政治性,与坏政府斗争、临床目视的结构与方法等等,但它们都是从属于“空间、语言和死亡”这一主逻辑的。而这一主逻辑集中体现了福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即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引入对历史的分析。临床医学实际上古已有之。只是在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简化成一个体系之后,观察才被抛弃。临床医学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有待于去发现。福柯反对把历史放到连续性中去考察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一种对医学发展的理想化描述实际上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因为它把临床医学变成仅仅意味着对个人的检查。在福柯看来,虽然17世纪中期荷兰莱登就开始了临床教学,到18世纪实践教学也就是实习医生到医院见习的做法已相当普遍,这种临床制度实际上与后来集特定的经验、分析方法和教学方式于一身的临床体系有很大差别。前者只注重教学,并且虽然这种教学是在患者床边进行的,但老师讲授的仍是现有的知识,它并不能帮助学生发现新的对象,形成新的概念和拥有另外的医学目光。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旧医院建构和大学被废除,过去由大学和教授们所掌握的独断话语不复存在,一种具有崭新规则的话语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话语才得以发展起来。当临床教学走上自由探索发现之旅时,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也就诞生了。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五):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福柯用词是出了名的晦涩和抽象,同他本人惊人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不无关系,甚至说后者是前者的因。这本书读得我头昏脑涨,几欲弃之,不仅因为当中的各种医学名词,还有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尽管我承认这种方式确实更精准地表达出内容,在仔细琢磨之后)。短短两百页的书,花了半个月,也是没谁了。 还他妈没读懂!但想想时间也不能这么浪费吧,于是就决定写写我觉得懂了的地方,梳理梳理脑袋,和这本书。 讲医学,医学史,副标题(中文版没找到?):医学感知的考古学。这个很重要,福柯的考古学。他是要找出现代医学经验的历史基础——这种经验的何以可能?是人们的努力吗?是历史的进步吗?当然不是,序言就指出了: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在想什么,而是这些事物何时被系统化,成为话语围绕的核心,接着被话语改造。换句话说,当科学话语明面上旨在分析和描述它的对象时,实则改造了,甚至产生了它的对象。福柯的考古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边缘化主体,主体的意识,作用等的重要性被降低。反而他要找出是什么让主体成为可能。这就很明显了,历史不是进步的,人的意识无法指定历史的方向,在医学史中,让现代临床经验得以诞生的起源——死亡,而不是从古到今人类医学的积累一步一步走到现代,从而造成一种医学一直在进步的假象。相反,医学经验在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次断层,造就了今天的临床医学。 其实福柯讨论的也就是权力。序言开篇第一句话本书是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哦对了,还有目视。要说福柯的比较创新的点子,就在于他对目视的重视,这以后在《规训与惩罚》中被发展成规训的手段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当然还有他对空间的重视,《规》中也有。在一次采访中他本人就提出建筑是政治,为政治,为权力所服务。还有肉体,这应该算能体现福柯天才式的洞见了,most original. 而在这本书中,这几个点都是福柯用以分析的手段。其实说医学经验,医学感知,说的也就是医学目视,这种目视的发展,改变,最终就是临床医学的出现了 先到这里 再次回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临床医学得以可能?更准确的说,疾病在人体内部滋生,身体内部的隐晦性以及复杂的器官内脏,在这样的条件下,医学何以建立起客观的基础?更广泛地说,人类使自身成为科学对象,话语对象,这个过程中,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也是福柯一生所关注的问题。 大概的关系是这样的:医学向实证主义的转变,目视成为权威,可视性成为原则,客观性(objectivity)就有了保障,肉体的晦涩被驱散,理性话语与肉体空间的结合。这不意味着医生们有意识地抛弃了理论,开始转向感知,或是不再耽于幻想,转向理性之类的,人们通常的看法,而是因为医学上的一场结构的变化,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的变化,一场深刻的改变: “It is this formal reorganization, in depth, rather th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ories and old systems, that made clinical experience possible” (英译版序言xiv页) :具体的reorganization 在xviii页。 在十八世纪末,临床医学提出了一个反亚里士多德命题:关于个体的知识。这应该标志了解剖临床医学和早期临床医学的断裂。我们慢慢找,就会发现为何会是如此。这是个不错的入手点。 首先是病理解剖学的发现。人们说,这是新的医学精神的开端,实证精神的高潮,是人类打破宗教道德对尸体解剖的偏见的胜利。事实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宗教才不管你这些医学的东西呢,福柯讥笑地给这种解释起了个名字:一个战斗受难的解剖学教派的形象。问题在于,既然尸体解剖早已存在,为何到了十八世纪末它才让新的临床医学得以出现? (吐槽一下,福柯什么毛病,各种十九世纪的临床医学所带来的变化(话语,技术等),随地散落在书中;你想找一找哪些变化,***还不好找!) 回到问题。其原因在于,解剖和早期的临床医学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主要关心的事时间,频率(frequencies)等,而解剖则关注于无时间性的尸体,病灶(locales)和原因。直到四十年后,比夏引入了组织的观察,两者的组合——解剖—临床医学,才成为可能(应该吧?) 比夏的两本专著《膜论》和《普通解剖学》重新定义了肉体空间,与另一位医生所提倡的器官医学不同,比夏专注于组织的观察;这就导致了几个结果:表面目视的出现;医学实证主义的一次现实转向(realistic shift);病理解剖学成为对疾病客观描述的最后坚实的基础;身体分析具有了数学的精确性等。 不想写了╮( ̄▽ ̄"")╭ 总结一下,临床医学的发展,就是个人被置于目视权威下的过程,个人被科学,话语客体化,对象化,是权力的结果,也是权力的手段。被认识的不再是疾病,而是肉体。医学逐渐从关注健康,转向“正常”。死亡成了知识的定点,成了个人特点的显现:from the integration of death into medical thought is born a medicine that is given as a science of the individual. (重点在序言,结论,第八章,第九章) 其实第八章,第九章所讲的比夏的时代是医学断层的开始,也是关于个人知识的开端,但具体是怎么变化的,我还是有些懵逼。我们知道关于个人的知识是由语言和死亡的概念化而变得可能(170),语言的变化接着目视的变化,目视的变化接着空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接着比夏引入组织的观察(?中间一段没看,所以不太清楚这里。如果要重读,就仔细地把这两章读了。),最重要的是比夏把死亡的概念引入医学中去了。 让我有些疑惑的是,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也提到临床医学关于个人的知识,而我感觉由规训手段创造出来的个人的知识似乎不同于这里的从话语,知识结构的改变上所诞生出来的个人的知识,尽管两者的相似处还是有的:目视,还有对案例的检查。可在话语层面上至少不同的吧。 不知道会不会再读第二遍,要是我有点关于医学方面的知识就好了,也不至于读得这么痛苦。看到福柯在书末尾列出的参考文献实在是吓人!似乎在说:你没读完这些文献,还想读懂这本书? 这本书就先告一段落吧。呼! 又看一遍结论。重新总结一下:空间,语言和死亡,三者作为解剖—临床医学的方法,成为实证医学的历史条件。空间,可以是病人被纳入(enveloped)社会中,集体的同质的空间; 但更重要的是:尸体的话语空间,借于此,语言得以停留,可见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这空间中,目视的道路是三维的,深入到身体内部,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延伸,凡事目视所涉及不到的地方就无法成为知识,这就造成了医学对科学仪器的拒绝,因为只有日常目视(everyday vision)所带来的可见性才会被承认,也就是说,当目视在身体中到达了自己的极限——可见性将要转变为不可见,目视本身将要消失——时,个体性就显现出来了。关于个体的语言也浮出水面:这种语言,是为了目视在肉体深处,在个体性里失语的时候而出现的,因此这是种更具体,更个人化的语言——关于个体的知识终于得以可能! 死亡成为了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concrete a priori): The Gaze that envelops, caresses, details, atomizes the most individual flesh and enumerates its secret bites is that fixed, attentive, rather dilated gaze which, from the height of death, has already condemned life. (171) The Gaze that cadaverizes life. 最终,生命是晦涩,死亡是清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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